宋公祠

    大梁门里，城后小学印刷厂东邻（原城隍庙后街26号）最近新建了一座古典式的门楼，它原来是一个祠堂，现在是一个小市场。穿过市场，可以看到祠堂遗留下来的大殿及廊房。大殿面阔三间（18.1米）进深三间（8.85米）前檐里外斗拱15朵，东廊坊面阔三间（20.3米）进深二间（6.1米）硬山瓦脊，出厦柱础系覆盆式，木门方格大窗。现在虽已破旧不堪，但依然可以从中窥出其昔日的雄壮和辉煌。

 

    关于这个祠堂，有人说它是宗公祠，有人说它是宋公祠。最近有篇报道说：“一位在附近居住了几十年的李先生讲，宋公祠是为纪念北宋抗金英雄宗泽大将军而建……”既然是宋公祠，为什么又是为宗泽而建？这宗、宋之间究竟是一层什么样的关系？笔者走访了市文物管理局及有关人士，试图解开这个历史之谜。

 

    这里应是宗公祠

 

    翻开清初顺治年间的《祥符县志》“宗公祠”条目中有这样的记载：“二月十六，八月十六日祭在县治西北祀宋东京留守宗泽、赠观文殿学士，谥忠简。嘉靖三十八年（1559年）都御史章焕建。万历九年（1581年）督学衷公贞吉议祀有记。明末河水没。”文中提到的这位议祀有记的衷贞吉系江西南昌人，明嘉靖年间进士。万历年间任河南督学、后升任巡抚。他撰写的《宗公祠记》对宗泽的历史功绩及建祠缘起有详细的记载。

 

    乾隆年间的《祥符县志》中也有宗公祠的记载：“宗公祠在城西北，祀宋东京留守”。这些文献至少可以说明开封确曾有过宗公祠。系明代所建，位置在城西北隅，这是无可置疑的事实。市城建委的一位老同志回忆说：“他曾看见过一份老开封城图，这个地方标的是宗公祠。”再根据老百姓“宋公祠内祀宗泽”的众多传说，我们似乎可以认定，此处应该是宗公祠，至少应是明代所建宗公祠的遗址。

 

    宗泽拒当和议使

 

    宗泽（1059年～1128年）宋婺州义乌（今浙江义乌）人，字汝霖，宋哲宗元佑六年（1091年）进士，历任馆陶尉及龙游、赵城、掖县、登州等地地方官。他为官清正、严于职守、胆识过人，以“国尔忘家”著称于世。深为皇子赵桓所赏识。宣和七年（1125年）十二月金兵南下攻汴，徽宗惧，禅位于太子赵桓，是为宋钦宗。钦宗即位后急召宗泽进京，任命他为和议使，赴金营议和。宗泽面陈宋钦宗：“和议使容易使敌人认为我专为求和而来，请改为计议使。”钦宗采纳了他的意见，改授他为计议使。临行前，宗泽与同僚曰：“金人气盛，议和时一定会提出苛刻的条件，我此去宁愿一死，决不使国家蒙受损失。”后来，这些话传入钦宗耳中，钦宗怕宗泽触怒金人，坏了他求和的大事，临时又撤了宗泽的计议使，改派其为河北磁州知州。

 

    宗泽奋力抗金

 

    宗泽在磁州招募义勇、缮城治械，金兵久攻不克，乃绕道南下，再次围攻东京（开封），宋钦宗被迫屈服。派亲王（康王）赵构赴金营，名为求和，实为人质。

 

    赵构途经磁州，宗泽细陈利害，力阻其行，赵构从其议，遂留磁州，后返回河南相州汪伯彦处。宋钦宗取消了派赵构为人质的决定，任命赵构为河北兵马大元帅，（一说为天下兵马大元帅）并以汪伯彦、宗泽为副元帅，命令他们回师勤王。赵构与汪伯彦由相州起兵，绕道东去山东巨野；宗泽率部单独向东京（开封）进发。行至濮阳南，与金兵遭遇，孤军奋战，连续十三战皆捷，金兵丧胆，宗军威名大振。再行至滑县，金人蓄意报复，集重兵将宗部包围，宗泽身先士卒，率领全军将士最终突出重围，抵达黄河北岸。正待他南下驰援京都时，前方忽传来了东京陷落，徽钦二帝被掳北去的消息，宗泽乃下令就地扎营，观察待命，再图恢复。

 

    东京留守

 

    金兵攻陷京都后，拘徽钦二帝于金营之中，扶持傀儡张邦昌，建立伪楚政权。并于次年四月初一班师北撤。掳徽钦二帝和后妃、皇子、皇女、宗室、贵戚以及官吏、内侍、宫女、技艺工匠、倡优等3000余人北去。金人撤走后，伪楚帝张邦昌没了靠山，加上遭到汴京广大人民和爱国官员们的抵制和反对，无奈之下，只得将御玺交还赵构。康王赵构乃于靖康二年（1127年）五月在南京（今河南商丘）登极，即宋高宗。

 

    宗泽得知康王赵构登极后，即前往参见，经主战派李纲等人的推荐，宗泽被任命为龙图阁学士，权知开封尹（建炎元年六月十日），建炎元年八月五日改授延康殿学士，京城留守兼开封府尹。

 

    是时也，兵燹之后的京都汴京遭到严重破坏，城墙残破不堪，金兵又常在黄河北岸活动。加上社会秩序混乱，盗贼四起，汴京百姓人心惶惶，很不安定。宗泽被任命为开封府尹来到汴京后，首先下令严惩盗贼、奸商，安定人心。并立即着手加紧修复城池，储备粮草，扩充兵员，并在开封城周围修筑了24座堡垒，联络各地义军，加强防守力量。当时河北有支义军，为首者王善，拥有70万人马，意欲攻占开封，宗泽匹马单枪往见王善，晓以大义，王善深为感动，当即表示愿意听从宗泽指挥，共图抗金大业。一时间各地义军杨进、李贵、杨再兴、王大郎等纷纷来归，并与河北八字军取得联系，相互策应，选拔岳飞为将，屡败金兵，东京再次成为抗金之中心。

 

    建炎二年（1128年）春，金人从西袭来，已至中牟白沙镇。宗泽派精兵绕至敌后，与白沙守将夹击金兵取得大胜。宗泽日夜操劳，不敢稍怠。在此期间，宗泽先后向宋高宗上书20余次，请他还都汴京，收复失地，均被权奸黄潜善、汪伯彦所阻，高宗不但不肯返回开封，又从商丘南迁扬州。宗泽目睹此情，内忧外患，背发疽疮。临终前对家事只字未提，只低吟“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三呼渡河而死于开封府尹兼京都留守任上。高宗闻讯后，遗赠观文殿学士，谥忠简。

 

    宗泽死后不久，开封重新落入金军之手。金将宗翰由汴率军南下，直逼扬州。高宗赵构再次南下，奔镇江、过常州、苏州，最终逃到杭州（临安），抗金事业再度陷入低潮。

 

    宗泽及其子宗颖在东京留守期间的种种活动，深得京城父老之爱戴。其部分后裔至今仍在杞县宗店乡一带生活。

 

    宗公祠　宋公祠

 

    既然是宗公祠，为什么现在又有人叫它“宋公祠”呢？当然事出有因。

 

    清光绪《祥符县志》载：“宋国公冯胜祠在新昌坊，祀明朝功臣冯胜。成化十一年建。有功于汴故祀之。明末河水没”从这份记载与前述宗公祠记载一并看：宗公祠、宋公祠均建在开封西北隅，二祠均于明末毁于河患，埋于地下。而文献上对二者均无详细的地标,使我们今天很难断定其确切位置。二祠所不同的是冯胜生年晚于宗泽，但在开封立祠却在宗泽之前。宋公祠建于明宪宗成化十一年（1475年）较宗公祠早80余年。现在城隍庙后街这块地方，究竟是宗公祠，或是宋公祠遗址，很难断定。

 

    从这个祠堂现存的大殿及东廊房看，系清代建筑格式。根据光绪年间《祥符县志》关于宋公祠明末没于河水，未见有重修字样的记载，可以明确认定的一点，就是截至光绪之前，开封并未重建宋公祠。而开封建庙立祠最盛时期在乾、嘉至道光同治之间。到了光绪年间以及其后，国家积弱、民生凋蔽，开封已经很少再建庙了。如果这里确是冯胜的宋公祠，光绪年代修的《祥符县志》是不会不作记录的。由此可见。这个祠堂在很大程度上不可能是冯胜的祠堂，这可能只是一场误会，或者是被人横生枝节的一段插曲而已。

 

    口碑

 

    口碑，虽不能说完全正确，但有时候却可补正史之不足，牵出某些历史的真相来。为此我访问了农工民主党开封市委原秘书长赵培书先生。解放初期他任教于城后一小，校址就在这个祠堂（解放以前这里是河南省立开封第九小学，（老百姓俗称老九小）解放初期正门大殿、二殿及两侧廊房都是教室，后大殿是全校教师办公备课的地方。朱门格窗，彩栋飞檐，大殿后是体操场，一切规则有序，洁净整齐，还保持得相当完好。当时有人曾询问一位区文化馆的老传达（按年龄计算应是前清时代的遗老了）他说：“这个祠堂祀的是北宋末代开封留守，叫什么名字记不清楚了。”记不清名字不要紧，记住是北宗末年的开封留守就足够了，他必是宗泽，而不是冯胜。

 

    “宋公祠里祀宗泽”的说法，一直流传到今天。前几天报社记者访问的那位在附近居住了几十年的李先生，仍然是这种说法。至于纪念宗泽的祠堂为什么叫宋公祠，却没有多少人理会。日前我去那里转了小半天，问了好几个人，对此很多人都说不清楚。只有一位老先生说：“宗泽是宋朝的将军和留守，自然是宋公祠了。”这种回答当然不对，但却可能是普通百姓最朴素的认识和心理反应。当我问他们知不知道冯胜，这里有可能是明代宋国公冯胜的祠堂时，竟没有一个人知道冯胜。实际上就连我这个念过几年书的笔者，对冯胜的情况也知之甚少。

 

    据市文物管理局一位同志介绍，他们正积极努力进行产权协调，争取早日修缮宋公祠，为开封增加新的景观。我建议应顺应民意，恢复“宗公祠”原名，结束“宋公祠里祀宗泽”的尴尬局面，既增加旅游景观，又新增一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岂不更好!

 

（原载2005年10月11日《汴梁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