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东京城的商业街市

    北宋之一千多年前的春秋战国，是一个政治、经济、文化都可称之为辉煌的历史时期，也是城市发展的第一个极盛时期。但在汉代以后，城市的发展受到独尊儒术、重农抑商等国策的影响，经济上最重要的政策就是国家对盐、铁、酒等盈利较高的产品的生产与销售实行专营；对商人实行了“算缗”、“告缗”（算缗：亦称“算缗钱”。西汉官府对商人、手工业者、高利贷者和车船所有者征收的财产税。告缗，百姓告发偷漏缗钱者），不得衣丝、不得乘马等打击政策，由此，自春秋战国以来盛极一时的商业及商人阶层受到沉重的打击。到唐代前期，以唐长安为例，这个一直令中国人引以自豪的、宏伟的、规整如棋盘的建筑典范，除了宫城和皇城占地9.4平方公里，108坊就是城市居民的居住区，它占据了全城的大部。但是，其商业区---东市和西市却只各占两坊之地，四围皆有墙。而且，两市：以日午击鼓三百声而众以会，日入前七刻击钲（古时一种用铜做的乐器）三百声而众以散。这就是所谓的坊市制。唐人有诗赞叹：长安大道横九天；又感慨长安城：六街鼓歇行人绝，九衢茫茫空有月。坊市制是一种在空间和时间上对城市生活加以限制的封闭型管理体制。在这一制度下，民居的“坊里”和店肆集中的“市”四周都筑有围墙，所有门户都设官把守，早晚定时启闭，夜间不准出入，且民居、店肆只许设在坊市围墙以内，不许当街开门。随着商品经济及城市自身的发展，其过细、过死的管理，已成为城市进一步发展的障碍。

 

    北宋的街市制

 

    至北宋，城市制度最大的变化就是坊市制的彻底崩溃，形成了临街开店的街市制。由此，城市中新的街市取代了旧有的封闭式的“市”，居民区与商业区交叉存在，并逐渐连成一片，大街小巷的交通网也逐渐形成，居民众多的小巷不再相互隔离而直通大街，从而使大街小巷的畅通结构取代了旧有的封闭式坊里结构。清徐松辑《宋会要辑稿》中有街市的记载：宋仁宗景祐三年（公元1037年）八月三日诏曰：天下士庶之家，凡屋宇非邸店楼阁临街市之处，毋得为四铺（四铺：我国传统建筑的一种房屋四面装饰）作及斗八……（斗八：我国传统建筑天花板上的一种装饰处理。多为方格形凸，有彩色图案。）

 

    北宋年间，尤其到了宋徽宗的政和、宣和年间，东京城内的街市交易非常旺盛。宋孟元老《东京梦华录》有：青鱼市、肉行、姜行等等，即是专门经营批发商业的市场。另有：如果木亦集于朱雀门外及州桥之西，谓之果子行。意为，客商贩运果木来京，先入果子行，然后由果子行批发给水果商，再由水果商零售给居民们消费。宋张择端《清明上河图》所描写的里城街市，各类商店鳞次栉比，其中大部分都是直接向居民们出售货物的零售铺席。《东京梦华录》有：马行北去旧封丘门外…新封丘门大街两边民户铺席外，……至门约十里余，其余坊巷院落纵横万数，莫知纪极。处处拥门，各有茶坊酒店、勾肆饮食。这里所列举的沿街铺席，是一个交易旺盛的零售市场。

 

    日市一般从早上开门营业到晚上闭店。这类全日开门营业的店铺为数较多。《东京梦华录》中提及的诸如唐家金银铺、温州漆器什物铺、百钟圆药铺、梁家珠子铺之类的商店，大抵都是全日开业的店铺。

 

    夜市，始于北宋初年的东京城。宋以前，夜市往往为官府所严禁。入宋后，东京城夜市日益兴旺，《宋会要辑稿•食货》有宋太祖赵匡胤于乾德三年(公元965年)下令开封府：京城夜市至三鼓已来，不得禁止。自此以后，夜市不断发展，至徽宗政和、宣和间尤盛。其中特别兴盛的，据《东京梦华录》有记载州桥夜市情景：夜市北州桥又盛百倍，车马阗拥，不可驻足，都人谓之：里头。在同书卷二中，还有州桥夜市的描写，说：出朱雀门，直至龙津桥。自州桥南去，当街，水饭、爊肉，干脯；王楼前獾儿、野狐、肉脯、鸡；梅家鹿家鹅鸭鸡兔肚肺鳝鱼包子、鸡皮、腰肾、鸡碎，每个不过十五文。曹家从食。至朱雀门，旋煎羊、白肠、鲊脯……直至龙津桥须脑子肉止，谓之杂嚼，直至三更。在同书卷二中还有，在夜市的酒楼里：灯烛荧煌，上下相照，浓妆妓女数百，聚于主廊槏面上，以待酒客呼唤，望之宛若神仙。东京城夜市以酒楼、食店居多，主要是娱乐性质的。而且，不管酷暑严冬，还是刮风下雨，夜市始终旺盛非凡。有：冬月虽大风雪阴雨，亦有夜市：…抹脏、红丝水晶脍、煎肝脏、蛤蜊、螃蟹、胡桃、泽州饧、奇豆、鹅梨、石榴、查子、榅桲、糍糕、团子、盐豉汤之类。至三更方有提瓶卖茶者。盖都人公私荣干，夜深方归也。热闹的夜市，使东京城成了一座不夜城。宋蔡绦（蔡京次子）《铁围山丛谈》有：天下苦蚊蚋（蚊蚋：音wénruì；苍蝇的幼虫，一般做鱼食用），都城独马行街无蚊蚋。马行街者，京师夜市酒楼极繁盛处也。蚊蚋恶油，而马行人物嘈杂，灯光照天，每至四更鼓罢，故永绝蚊蚋。

 

    除了日市、夜市以外，东京城还有早市。据《东京梦华录》记载，每天五更时分，在寺院“行者打铁牌子或木鱼循门报晓”声中：诸趍（音qū；古同“趋”）朝入市之人，闻此而起。诸门桥市井已开，如瓠羹店门首坐一小儿，叫饶骨头，间有灌肺及炒肺。酒店多点灯烛沽卖，每分不过二十文，并粥饭点心。亦间或有卖洗面水，煎点汤茶药者，直至天明。其杀猪羊作坊，每人檐猪羊及车子上市，动即百数。…更有御街州桥至南内前趁朝卖药及饮食者，吟叫百端。早市，主要是为郊区入市作买卖的农民和城内上早朝的百官服务的，也有向居民出售鲜活商品如鱼肉蔬菜之类的副食品。如《东京梦华录》有：卖生鱼则用浅抱桶，以柳叶间串清水中浸，或循街出卖，每日早惟新郑门、西水门、万胜门，如此生鱼有数千担入门。早市也有买卖衣服日用品以至奢侈品的。如在里城东南角的潘楼酒店：其下每日自五更市合，买卖衣物书画珍玩犀玉。这种早市，还有被称为“鬼市子”的，如：潘楼…东十字大街，曰从行裹角，茶坊每五更点灯博易，买卖衣服、图画、花环、领抹之类，至晓即散，谓之：鬼市子。

 

    东京城的季节市，既有时令的特征，亦有节日的气氛。端午节前开市的“鼓扇百索市”，七夕节前开市的“乞巧市”和中元节前开市的“中元节市”等等，都是东京城的季节市。《东京梦华录》说到了端午节：端午节物：百索、艾花、银样鼓儿、花花巧画扇、香糖果子、糉子、……。这些东西都可以在“鼓扇百索市”内买到。当时人说：鼓扇百索市，在潘楼下。丽景门外、阊阖门、朱雀门内外，相国寺东廊，睦亲、广亲宅前，皆卖此等物。……鼓扇者，俗造小鼓，悬于梁，或置台座上，或鼗鼓（鼗：音táo。鼗鼓：两旁缀灵活小耳的小鼓，有柄，执柄摇动时，两耳双面击鼓作响。俗称：拨浪鼓。）、或雷鼓，其制不一；又造小扇子，或红、或白、或青、或绣、或画、或缕金、或合二色，以相馈遗(宋金盈之《新编醉翁谈录》)。东京城的“乞巧市”，也十分热闹：七夕，潘楼前卖乞巧物。自七月一日，车马嗔咽。至七夕前三日，车马不通行。相次壅遏，不复得出，至夜方散。……丽景、保康诸门及睦亲门外，亦有乞巧市，然终不及潘楼之盛也。乞巧市上供应的商品，突出一个“巧”字，其中有不少是精致的工艺美术品，专供当时人们在七夕节相互馈赠。至于七月十五“中元节”，俗称“鬼节”，人们往往焚烧冥器以祭祀先人，故中元节：先数日，市井卖冥器靴鞋、幞头帽子、金犀假带、五彩衣服。以纸糊架子盘游出卖。(《东京梦华录》)

 

    东京城的定期市，以内城大相国寺的庙会为代表。《东京梦华录》，有记载大相国寺庙会的繁盛情景，叫做：相国寺内万姓交易。有：相国寺每月五次开放万姓交易，大三门上皆是飞禽猫犬之类，珍禽奇兽，无所不有。第二三门皆动用什物，庭中设采幙露屋义铺，卖蒲合、簟席、屏帏、洗漱、鞍辔、弓剑、时果、腊脯之类。近佛殿，孟家道冠王道人蜜煎，赵文秀笔及潘谷墨。占定两廊，皆诸寺师姑卖绣作、领抹、花朵、珠翠头面，生色销金花样幞头帽子、特髻冠子、绦线之类。殿后资圣门前，皆书籍、玩好、图画及诸路罢任官员土物香药之类。后廊皆日者货术传神之类。可见大相国寺庙会的空前盛况，到这里来做买卖的不但有大小商贾、普通市民，而且还有小手工业者、官吏、寺观的道土、尼姑等等。庙会期间，大相国寺人山人海，仅“中庭两庑”就“可容万人，凡商旅交易，皆萃于此。”(宋王栐《燕翼贻谋录》)

 

    北宋东京城是全国商业中心，不但有本地的坐商，而且有外地的客商。这些客商既有南方来的，也有北方来的；不但有本国的，而且还有外国的。《清明上河图》所描绘的正在鱼贯而出东角子门的骆驼队，就是来京做买卖的北方客商。被称为沙漠之舟的骆驼，结队而行，正反映了通过这些北方商人的媒介，北宋与当时西北地区如西夏、西辽之间的商业往来和经济联系密切。据《东京梦华录》记载，其时来京朝贡的外国使臣有高丽、南番、真噶、大石(食)等国。这些使臣实际上是来作交易的商人。元脱脱等撰《宋史•大食传》载，终赵宋一代，大食使者来中国凡二十六次：其中商人冒托国使者，不在少数。

 

    南方商人在东京城经商的为数更多，因为当时南方经济较北方发达，商品经济十分活跃。《东京梦华录》有：临汴河大街……街西保康门瓦子，东去沿城皆客店，南方官员、商贾、兵级皆于此安泊。依据《清明上河图》地理位置的考证，图中城里的十字路口，其东西向的一条街即是保康门街，从“东去沿城皆客店”，可证图中街边的“久住王员外家”以及附近的房屋就是专供南方官员，商人居住的客店。这些客店临近汴河，这是由于南方商贾都是诉汴河抵达京师的。在南方商人中，除了经营国内商业的富商巨贾之外，还有专门经营海外贸易的“海贾”。

 

    凡此种种，无不显示商业气息的浓厚，据黄仁宇《中国大历史》说，当时中国的商品交换的价值，合计相当于1500万至1800万盎司黄金，折合成现在的价值，约合60亿至70亿美元。如此庞大的商品流通量，在当时世界上恐怕是绝无仅有的。

 

    工商行业

 

    北宋东京城商业手工业的户数，据元丰八年(公元1085年)的记载说，当时加入行会组织的“诸色行户”，总共有6400多户。如果加上没有入会的商店作坊，那为数就更多了。这些商业、手工业户中，有各种不同的行业，见于《东京梦华录》就有：姜行、纱行、牛行、马行、果子行、鱼行、米行、肉行、南猪行、北猪行、大货行、小货行、布行、邸店、堆垛场、酒楼、食店、茶坊、酒店、客店、瓠羹店、馒头店、面店、煎饼店、瓦子、妓院、杂物铺、药铺、金银铺、彩帛铺、染店、珠子铺、香药铺、靴店等30多行。但实际上远远不止这30多行。孟元老所提到的只是这些行业的一部分。据宋李焘撰《续资治通鉴长编》，熙宁八年四月癸未载：汴京至少有160多行。这充分反映了当时东京城内商业、手工业中的内部分工已相当细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