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襄与《开封府题名记》碑

    在开封博物馆北碑廊东侧，树立着一通名为《开封府题名记》的石碑（见照片）。碑文为楷书，按时间顺序从右到左、自上而下题刻着北宋开封府上自太祖建隆元年（公元960年）第一任昝居润，下止徽宗崇宁四年（公元1105年）最后一任李孝寿等共183任知府的姓名，每任者以大书其名，名下刻小记记其官衔及其任职时间。“工于书，为当时第一”⑴的大书法家－－蔡襄，名刻其中：“至和元年七月龙图阁直学士权知。弟京”（标点，为笔者加）。

 

（一）

 

    蔡襄（公元1012－1067年），宋兴化仙游（今属福建）人，字君谟。天圣进士。庆历三年（公元1043年）知谏院，赞助庆历新政。次年出知福州，改福建路转运使。皇 四年（公元1052年）召回，历知制诰，迁龙图阁直学士知开封府等。

 

    “开封府”始建于五代后梁。北宋号称“天府”，俗称“东京开封府”。它的设置，是宋代凡“潜藩之地皆升为府”⑵的产物。但宋代为加强东京开封府的地位，采取了许多措施，使其他州府不能望其项背。对于京城的治理来讲，处于总领之地位。东京城内有两套主要机构：一是北宋皇宫（今龙亭一带），为中央权力中心；另一个便是开封府，为管理京城的最高行政机关。因开封府的位置是在宋皇宫的南边，故又叫“南衙”，权势极重。北宋初年，多由亲王担任府尹，称为“判南衙”，后改为重臣担任，称“权知开封府”。蔡襄即为此。

 

    “开封典治京邑，惟忠信谅直，有辞学政事之能者，宜在此选”⑶。关于开封知府的遴选，北宋政府是极为重视的，标准也是相当高的，既要对皇上忠诚，又要有高的文化素养和较强的工作能力。纵览《开封府题名记》碑，蔡襄同范仲淹（第54任）、包拯（第93任）和欧阳修（第94任）等一批有作为的重臣任开封知府也就在情理之中。

 

    蔡襄是230余任开封府尹中“真正合格的”⑷少数人之一。他于仁宗至和年间知开封府，“事日不下数千，每有日限，事拣三两件记之。至其日，问人不测如神”⑸。从此可看出他的办事作风和性格特征：在众多的事件中，能抓住一些典型，每天只用三两件而推动整个判案处事。所以《宋史》称之为“精吏事，谈笑剖决，破奸发隐，吏不能欺”，点明了他的风采魅力。据文献记载，蔡襄在任开封知府期间处理众多的事务中，以上奏仁宗打击“宫市”一事影响最大。

 

    “宫市”，即宫廷派人到市场采购物品的一种形式，它容易形成宫市中宦官们借机敲诈之弊端。北初年，为稳定城市，特设市买司，以保证宫廷供应。太平兴国四年改为杂卖务，意在改变宫市之弊，但实际上收效甚微。“宫市要赂……人莫敢争”⑹，中贵人宫市的不法行为仍很猖獗。至和元年（公元1054年）十一月，蔡襄上任开封知府的第四个月就上言，针对“累年未偿价钱者”，建议“请自今并关杂买务以见钱市之。共降出物帛，亦估直于左藏库给钱”⑺。结果，仁宗“从之”，同意了他的上奏。这无疑是对宫市的一次致命打击。对此宋人魏泰在《东轩笔录》里有较为详尽的描写：

 

 

    由些可看出当时宫市泛滥之弊：累年不给价钱，无异等于白拿来坑害行户。同时也可看出蔡襄上奏的必要性和其建议抓住了两条根本性的环节：其一是没收了内东门司下行市物的字号，使之无法下行市物；其二是内东门买杂买务之物品，每月宫中请俸钱时，根据物价，由发俸的内藏库直接扣除，以给行人。这样既杜绝了宫市，又讨还了宫市对行人之欠款，可谓是一项得力之措施。正是仁宗采纳了蔡襄之言，宋初建立杂买务之目的在此时才算最终实现⑼。

 

（二）

 

    《开封府题名记》碑，关于蔡襄的刻文，对研究蔡襄在开封府期间的有关问题，至少起到了如下作用：

 

    首先是确认和解决了任职开封府的时间问题。对于任职时间文献记载不详。《宋史》卷320《蔡襄传》仅载为“迁龙图阁直学士、知开封府”；《开封府志》记载为“仁宗时以龙图阁直学士知开封府”⑽，没有具体时间。而在《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77，有至和元年十一月癸亥“知开封府蔡襄请内东门市物于杂买务事”。同书卷179至和二年三月癸未，有“蔡襄自开封府改官泉州事”，这为研究他在开封知府的时间前者提供了线索，后者提供了下限。那么上限在哪一年？根据碑上刻文得知为至和元年七月。碑上刻文是否正确？我们再结合碑文看蔡襄上任即87任吕公弼离职时间就可断定。《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76，至和元年七月己已，有“权知开封府龙图阁直学士吕公弼改知益州事”之载。有此推算，蔡襄自至和元年七月起到次年（至和二年）三月止，在任开封知府。

 

    其次，纠正了文献记载两任开封知府的错误。《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91载，仁宗嘉 五年（公元1060年）五月戊申，因权知府陈旭，以足疾罢，后以襄为翰林学士，“再知京府”。文献载两知京府，而碑刻只有一次，孰是孰非？经考证，《开封府题名记》碑所刻是正确的。

 

    关于蔡襄第一次权知开封府在仁宗至和年间，《续资治通鉴长编》、《开封府题名记》碑和《端明集》等，均有记载。关于第二次权知开封府一事，《续资治通鉴长编》载于嘉 五年五月戊申，但当时实际上蔡襄正在福建。在接到北宋调令后，两次请示辞免。《端明集》卷24《辞翰林学士知开封府表》、卷25《辞翰林学士知开封府状》和《又状》三次奏札中说明得很清楚，蔡襄辞以母老已病为由不往。后不得已才由两浙赴京。至应天府（今河南商丘）又要求“依旧职名，许令在京兼判闲局”，并在那里等候敕旨。北宋政府才又重新任命他为翰林学士权三司使，他在《辞权三司使表》中说：“昨承诏旨，召还京师，屡降德音，不容让免。驱驰百舍之远……复迁处于大计（指三司使）……”。《宋史》卷320也载，“召为翰林学士、三司使，轻天下盈虚出入，量力以制用。……簿书纪纲纤悉皆可法”。由此看来，这次任命的三司使并未辞掉，第二次进京是任三司使，而不是开封知府。因此，《开封府题名记》碑未刻此次任知府是正确的⑾。而《续资治通鉴长编》仅仅根据宋政府的任命诏书而记载蔡襄为两次权知开封，并没有改察其是否到任，是不能作为到任根据的。据此我们可以这样认为，《开封府题名记》所刻开封知府人名，均是任职开封府并到任的官员。至于哪些有“任命书”而没有实际到任者，不在刻写之列。

 

    再者，印证了蔡京与蔡襄攀宗之事实。

 

    《宋史•蔡襄传》记载，“蔡京与同郡而晚出，欲附名阀，自谓为族弟”。这在《开封府题名记》碑得到了印证。

 

    蔡襄与蔡京本无直接近亲血缘关系。蔡京作官后为抬高门第，硬与蔡襄攀宗，自称族弟，在蔡襄名下刻上了“弟京”。这一名下刻弟名现象在《开封府题名记》碑不只一处。如第107任知府韩绛名下刻有“弟维、缜”，第85任知府吕公绰名下刻有“弟公弼、公著和公儒”等。此外还有刻其子、侄、孙之名的。如第38任知府吕夷简名下刻有“子公绰、公弼、公著、公儒”，120任韩维名下有“侄宗道”，147任吕公儒名下有“侄孙嘉问”等等。此为何意？不难看出这里有“引以为荣”⑿之意，做官者有种荣耀感。如吕夷简这一家族，在开封府做知府者，先后有6人分8任（如前述分别为38任、85任、87任、115任、118任、147任、163任和第180任），家族之荣耀感可想而知。蔡京与蔡襄攀宗自称“族弟”之目的，也在于此。

 

（三）

 

    《开封府题名记》碑，是北宋官府机构盛行长官题名的产物。

 

    “题名”，本是进士和诸科举人及第，编同年题名登科录，并在礼部贡院所立的“题名碑”。而北宋时期的各级官厅亦各立本厅历任官员题名碑，记录其姓名、官职、到任和离任之日期。据文献记载和宋代石刻考证，“题名”制度在北宋很盛行，且在官府尤甚。宋人司马光《谏院题名记》中说，“天禧初，真宗诏置谏官六员，责以职事。庆历中，钱君始书其名于版。光恐久而漫灭，嘉 八年刻著于石”。这样做，可使后人将“历指其名而议之曰：某也忠，某也诈，某也直，某也回”⒀。如是，对官员们可以起到一种警戒的作用。苏颂在《审刑院题名石柱记》中亦有类似记载：“府寺题名，所以记初拜职者官秩、名氏暨临莅之岁月，盖有司荣事任而惊位著也”⒁。

 

    以上记载，指出了宋代“题名记”通例的性质，《开封府题名记》碑即属此类。其目的正如以上所说的两点：一是提示做官者要有一种荣誉感和荣耀感；另一是警示为官者还应有一种责任感和使命感。

 

    《开封府题名记》碑，约始刻于北宋元丰年间，碑成于崇宁四年（公元1105年）。高2.14米、宽0.96米、厚0.24米，额为篆书，文为楷书。此碑北宋时立于开封府衙。明朝，在修建包公祠时将碑移至祠内，有《如梦录•官署纪》“祠内有宋开封府题名碑”之载为证。明末河水灌城，府署圯坏。至清代初年，迁开封府署于今开封市县街一带，在府署前建包孝肃公祠，立《开封府题名记》碑于祠内。民国初年废府存县，祠仍存。“文革”期间，该碑因修人防工事被发现，由开封博物馆运回立碑林之中。

 

    《开封府题名记》碑作为一件重要的历史文物，是目前我国发现的时间较早，记载人名最多、时间最为详尽、涉及官职最多的地方官员题名记碑⒂。此碑是记载这一时间内有关历任开封知府的最完整的资料，是所有史书无法比拟的，纵观其整体完整性，同文献相比具有更大的权威性。通过对蔡襄刻文的研究，得知该碑还有弥补史料之缺和纠史谬误的作用。